大山深处的四个教育切面

近日，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乡阿克小学学生跟着“数字老师”学唱歌曲。记者 张学军 摄

每天早上，王海军听着缅甸的鸡叫声起床。

这里是云南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上的新囡教学点。地图上，它骑在边境线上，躲在大山深处。从这里到中缅边界，只有几公里。2003年，王海军从西双版纳州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这里，从此8年的时光，就是在山上日复一日地教书，生活。

夜晚，四面袭来的山风顺着门板间的缝隙，吹进宿舍，将蜡烛的火苗轻易吹散，在对面的墙上剪出一个孤独摇晃的身影。每晚，王海军借着烛光备课，如果风太大，他会打起手电筒。

这里的夜晚只能听到万籁的声音，没有电，没有手机和电脑，几乎找不到任何现代社会的痕迹。这样的生活仿佛让他又回到了小时候生长的寨子，那里离布朗山只有百十公里。在山坝中长大的王海军告诉自己，一定要考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没想到，自己兜兜转转，又走回了大山。

切面之一：教学点里的苦与乐

王海军刚来时，新囡小学就是一座20多平方米的石棉瓦房，学生的教室、老师的宿舍伙房都在这里面，中间被一道门隔开，“下雨漏雨，晚上漏风”。门外陌生的语言更让王海军感觉自己身处“孤岛”。

王海军是拉祜族，他教的孩子却是布朗族，两个民族不同的语言让课堂变成了“鸡同鸭讲”。

“跟我读”，王海军带着大家朗读。下面的孩子也用生硬的口音跟着模仿，“跟我读”。因为是隔年招生，教室里坐着20多个7岁到9岁不等的孩子，他们都没上过学前班和幼儿园，汉语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拿起手中的语文课本，王海军仍觉得无从下口，“就像在教一门外语，整整一节课都是我在问，孩子们就是瞪着大眼睛看你，咧着嘴笑”。他只能从布朗语先学起，把课文上的生词写到本子上，去问村里懂汉话的人，翻译成布朗语，然后再教给孩子们。渐渐地，王海军跟寨子里的老乡学会了布朗语。

在布朗山，只有一所镇中心学校，下辖的24个教学点和两所完小，都分散在山里。在这里的教育架构中，村委会小学起了上传下达的重要作用。每个村委会小学，都会管理几个校点。每个月，王海军都会去村委会参加一次培训，那是他跟外界交流的唯一机会。

早晨5点，他整理好行囊出发。每次培训，他要徒步20公里，才能见到公路。布朗山人说，“皮球掉下坡，背着干粮找”，意思是这里的路艰道险。

培训结束，他照例会给在勐阿镇的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然后去商店采购必需品，说是必需品，其实就是蜡烛和电池，其他东西一般不买。“太沉了，还要背着走几十里的山路。”王海军说。

“要一辈子困在山里吗？”到新囡半年，他不止一次想到辞职。不爱说话的他，将生活的凄苦和挣扎写进诗里：“在远离城市的版图上，被陌生的语言搁置一隅，山风吹过，疲倦仍在，拍落粉尘，换来，一个破碎的心情，漫过，信心的高度，与绝望的私语。”

“可寨子里的人对我都很好”，一个50多岁的老乡拉着他的手恳请他留下，他告诉王海军，在他来这儿之前，新囡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小学毕业生，想到这里王海军又心软了。

在新囡待到第八年的时候，调令来了。这次他去了条件稍好的曼诺小学。有一次，山外的“领导”来到这里，用手指敲敲活动板房，然后拍拍他的肩头，说坚守在这里太不容易了。王海军心中苦笑：“已经算是苦尽甘来了。”

在这里，他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学生。

切面之二：迟到了7年的新学校

站在曼诺小学活动板房前，勐海县教育局副局长刘进喜意味深长地望着不远处快要完工的新学校，这所新学校迟到了7年。学校的活动板房教室和宿舍是汶川地震时县政府投入1600万元修的，原本只是作为临时安置用房，没想到一用就用了7年。

外出开会的时候，刘进喜经常跟别人吐槽，“我们县既不是贫困县，没有中央的转移支付撑腰，又不是富裕县，没有充足的财力保障”。的确，勐海县财政自给率在30%左右，虽然远未到揭不开锅的程度，但是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

“校安工程”、“薄改”计划，“全面改薄”、“初中工程”，刘进喜掐着手指头算，中央、省里一轮一轮资金下来，为什么山里的一些学校还是没有盖起来？

山上建学校不比平原，在山上平一块地都需要数万元，还要加上这些材料机器上山的转运费用。“一平方米1200元的建筑标准，在版纳如果可以做框架结构的房子，到了布朗山，2200元都打不住。”刘进喜有几次去省里做规划的论证时，都被一刀切的标准给砍了回来。

云南省电教馆馆长罗文说：“中央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很多都需要地方配套，地方掏多少，中央给多少，地方要是一分都掏不出来，中央的钱也没有。”

切面之三：教学点的存废之困

罗文见到周犁时，周犁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跟外人说过话了。

自己逼仄的小屋里，突然涌进了这么多陌生人，让周犁觉得无所适从。他埋头在床上收拾出一小片空地，让罗文坐下。

在昭通市镇雄县的一个教学点，带队来此调研的罗文见到了在这里扎了11年的周犁。

周犁的教学点在3个寨子的中间，为了照顾这3个寨子要上学的孩子，教学点离每个寨子都有10公里的距离。和新囡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孤岛。他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耕田种菜，一个月下一趟山，到镇里去采购一些生活品。从18岁来到这里，他的生活就和这里绑到了一起。

“在这里待久了，人的性格都会变的。”周犁把自己封闭起来，交流能力也开始退化。除了语文课本上的课文，周犁很少说别的话。在调研的第一天，谁也没能撬开他的嘴。罗文问他这11年是如何度过的，这个问题触动了他的心弦。他边说边哭，一个快三十的汉子，哭得泣不成声。

从教育的投入产出比来说，教学点是最低的。但教学点是不能随便撤的。“不能撤，撤了学生就撤了，不上学了。”在刘进喜眼里，每个教学点都是一个控辍保学的堡垒和阵地，“丢掉一个阵地，学生就会因为路远而做‘逃兵’。”

留住教学点，问题也显而易见。由于教学点的分散和偏远，让管理变得无处使力。“别说是教育局长了，镇中心学校的校长一个学期能将下辖的教学点走一遍就不错了。”刘进喜摊开布朗山的教学地图，20多条密集的射线穿过纵横的山梁，指向位于布朗山东南部的布朗山九年制学校，最远距离有几十公里。“仅靠一个镇中心校，是托不住这24个教学点的。”刘进喜说。

镇中心学校鞭长莫及，勐海县想出了一个将管理底盘下移的方法，在村委会设立村委会小学，由村委会学校直接管理片区内的教学点，每个月组织一次教师培训，上传下达，“就像‘支部建在连队上’。”

切面之四：教学点向外界张开怀抱

罗文见到王海军时，王海军已经跟“电视老师”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

在这之前，王海军和周犁一样，都封闭在教学点的方寸之间，“不仅是物质世界的闭塞，更是精神世界的封闭”。

2012年，国家开始实施“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教学点教师开始利用数字资源备课、教学。时常行走在教学点之间的罗文发现，自从有了“电视老师”，教学点里发生了变化。

2013年时，曼诺小学来了一位“电视老师”，它声音甜美，汉语标准，总有唱不完的歌，跳不完舞。“电视老师”来后，曼诺小学终于开齐了国家规定的课程。王海军说：“以前的音乐、美术课从来不按课本上，音乐课只是唱一唱校园歌曲，美术课都是围绕着春夏秋冬来画，时间一长，学生也烦了。”现在王海军只要做一些简单的引导，孩子们就可以跟着“电视老师”学。

第一次看到电视上的教学资源，王海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满是陡崖的热带雨林，他惊叹中国教育的垂直海拔如此之大，“电视老师的教学方法和观念、提供的素材都是闻所未闻的，好到无法下口”。

让刘进喜感到惊喜的是数字资源覆盖对控辍保学的作用。“民族孩子学汉语吃力，成绩跟不上，一来二去，厌学情绪上来了就会辍学。数字资源进来之后，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声情并茂，学生也爱学了，下课了也在教室里摆弄电脑。”刘进喜说。

现在王海军唯一的愿望，就是这里能接上网线，自己不用每次都像取经一样，骑着车到村委会，把北京传过来的精神食粮“驮回来”。

“相比孩子，周犁和王海军更需要它们。”在罗文眼中，扯上网线，架了锅盖，外面世界的一角就向一师一校的老师敞开了怀抱。（记者 刘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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